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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公司隐性债务研究理论意义
作为城投债基础研究专题——隐性债务篇，本文详细地回答了四个问题：（1）隐债是什么？（2）隐债政策怎么看？（3）如何通俗易懂地理解隐债化解？（4）未来城投如何转型？
此外，我们重点提示三个观点：第一，隐性债务注定只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过渡性产物”，城投隐债监管是只紧不松的，并没有政策周期可言。本轮基建逆周期托举经济的过程很有可能呈现逐渐“去城投化”的特征；基础设施公募Reits、政策行信贷支持工具、PPP 中的社会资本可能会对基建投资形成替代支撑，基建资金来源无忧。第二，化债不难，短期内展期、置换和重组仍然是主要的化债模式，市场无需对城投因隐债化解产生的风险过度担忧。真正难的是实质偿还债务，债务重组和债务转化模式并没有真正降低宏观杠杆率，债务仍存在于宏观系统中。第三，城投转型并不等于政企之间的关系割裂。转型前，城投平台和地方政府更像是“共存方”，成功转型后二者更像“合作方”。转型后城投不再背靠政府信用，“刚兑信仰”消失是必然的，但是城投 风险并不会因此显著提高。
明得失：全面了解隐性债务
2018 年中发27 号文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做出了最明确的定义：指地方政府在法定政府债务限额之外直接或者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以及违法提供担保等方式举借的债务。简单来说，隐债就是政府预算之外、不是由政府举债却(可能)需要由财政偿还的债务。
在2014 年“开前门、堵后门”之后，违法违规的融资模式1进一步滋生了隐性债务。
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合作建设的模式主要有三种：BT、委托代建、政府购买、和PPP；而只有合规的PPP 模式是被允许用作项目融资的，政策明文规定禁止BT 模式和含垫资的委托代建模式进行外部融资。
（1）BT 模式：①工程验收移交后，政府才支付工程价款，因此政府和施工方会签订回购协议，协议中会包含政府承诺或担保；②施工方以次作为融资增信的方式，实质上这笔融资已经属于上文中隐债的范畴。
（2）委托代建模式：①政府方可能拉长事件节点，管理费用可能存在垫资的情况，施工方可能根据应收账款进行融资；②可能会涉及回购协议。因此也有较大概率会被认定为隐债。
（3）BOT 模式：如果涉及回购或政府承诺固定收益等违法违规行为亦会被认定为隐性债务，但整体而言滋生隐性债务的风险要远小于BT 和委托代建。
相对于显性政府债务，隐性债务的风险要高出一大截。第一，隐债规模庞大，但结构和举债通道分散，隐债隐蔽性强、透明度差，难以进行有效统计。第二，隐债 会引发财政风险，进而通过地方城商行和农商行渠道扩散，转化成为金融风险。第三，缺乏债务管理和预警机制，容易产生政府过度举债的风险。第四，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隐性债务 率较高。
知兴替：隐债化解政策变迁
1994 年开始，地方政府的各类融资行为就具有“非显性化”特征。为了满足资金需求，1994 年之后地方融资行为分成两条主线演进：
第一条主线：“开前门”，由中央主导，由上而下地打破地方不能发债的限制，推动地方政府举债在法律上由“隐性化”向“显性化”转变。具体脉络如下：“1998国债转贷→2009 代发代还→2011 自发代还试点→2014 自发自还试点→2015 新预算法全面打开地方政府发债限制”。
第二条主线：“开后门”，由地方推动，由下而上地规避法律禁止的行为，通过搭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来间接实现融资。2008 年金融危机后，基建投资开始承担逆周期调节作用，由于前期监管部门的政策重心是恢复危机后的经济，因此监管趋松，形成大量问题城投平台。
含有地方信用背书的隐性债务注定只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过渡性产物”，形成发展生来具有不规范性。企业信用级别的债券强制赋予了政府级别信用，政府为企业兜底，在“四万亿”计划的特殊历史环境的推进下具有“政府信用”和“刚兑性质”的城投债才会野蛮发展，而这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把控形成了较大的威胁。
因此，政策监管的主线演变必然是先政企分离后规范政府融资再化解隐性债务。
为应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以2010 年6 月份国务院19 号文标志，监管部门开始对城投平台举债进行监管。从2010 年至今，隐债监管核心监管政策的变迁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排查债务→规范融资→十年化债”：
（1）2010 年至2014 年，19 号文时代——审计排查和监管搭建。2010 年，19 号文和412 号文接连出台，中央政府开始对地方城投平台的投融资行为进行监管。
19 号文及相关文件出台后，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管理框架初具雏形，且基本遏制了信贷渠道隐性债务的发展。
（2）2014 年至2018 年，43 号文时代——债务置换和规范融资。2014 年是地方政府融资模式管理切换的分水岭。①新《预算法》打通了地方政府发债的“前门”。
②国发43 号文旨在堵住融资平台新增地方政府债务的“后门”，③财预351 号指出要清理甄别截至2014 年底尚未清偿完毕的存量债务。这一政策意味着政府对存量的、不规范的债务进行了集中兜底和置换，试图将所有具有“隐性”属性的债务“显性化”。但是，每年地方政府债发行受到限额管理，仅仅依靠财政预算内资金发展当地经济，地方政府仍会面临较大的资金缺口。地方政府通过违规操作进行预算管理限额外的债务扩张，隐性债务风险进一步加剧。因此，2017 年隐债问题被重点提出。
（3）2018 年至今，27 号文时代——十年化债。2018 年和2020 年审计署两次政府性债务排查结果一直没有公布，结合2015-2016 年PPP、政府购买等模式的兴起，以及政策结果上2018 年审计工作开展前后政策文件密集出台来看，2018 年的政府隐性债务审计结果不容乐观，化解隐债的工作变得更加迫切。2018 年非公开出台了两份核心的政策文件，标志了新一轮十年化债计划的开端——中发27 号文和中办发46 号文。①明确定义隐性债务；②提出用5-10 年化解存量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也即基本要在2028 年以前实现隐债清零。27 号文下发后，后续监管政策都以“禁止隐性债务新增，化解隐性债务存量”为主线展开。延续27 号文精神，中央层面也陆续出台了具体的化债方案，市场核心可关注如下政策：第一，金融机构隐性债务置换类政策；第二，区域隐债化债试点类政策：主要包括全域无隐债试点和建制县区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两类试点的重要化债政策支持是通过地方政府发行再融资券的方式来置换一批存量隐性债务；第三，城投融资限制类政策。
不同于地产政策，我们认为城投隐债监管是只紧不松的，并没有政策周期可言。
主要原因有三：第一，隐债化债计划明确，可实施性强。第二，隐债政策并没有激进化债的阶段。第三，疏堵结合。城投融资并不是基建投资资金来源的唯一渠 道，在限制隐性债务的同时，中央放开了地方政府债的发行，同时阶段性的政策支持对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形成支撑。
看现状：对当前主流化解模式和未来方向探讨根据政策文件，目前隐债化债方式共有6 种，我们将其重新梳理并结合化解实例中出现的模式，对当前隐债的化解模式做了梳理，核心归纳出“四大模式、十四种类型”——实质偿还、债务重组、债务转化、以及市场出清。
（1）实质偿还：平台会受到现金流输送。偿还隐债主要依靠的资金来源有三种——财政资金、项目经营收入、以及转让股权和资产收益。
（2）债务重组：基本是目前最主流的化债模式，包括债务置换、债务展期、债转股、以及通过化债基金或AMC 收购债务重组等多种模式。但是是除了债转股，其他方式的债务重组并没有实质上解决债务，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模式。
（3）债务转化：主要是指将隐性债务转化为企业经营性债务的形式。虽然债务本身没有消失，但由于企业有经营性现金流偿付能力，因此可以通过经营性业务举债从而置换隐性债务，实现债务类型转化。因此，这种方式的核心是增强平台的造血功能，按照增强造血能力的方式不同，此类化债方向主要可以分成：注入优质资产、平台自身转型、混合制股权改革、以及强弱企业合并联合等模式。
从解决隐债问题的角度看，通过财政资金、项目收入等资金来源实质偿还债务，或者债转股模式是最优的，真正降低了我国的杠杆率水平；而债务重组和债务转化模式并没有真正降低宏观杠杆率，债务仍存在于宏观系统中。
从落实的难以程度角度看，债务重组模式是最容易的，可以通过政策推动完成；债务转化模式需要有优质的资产和平台能产生足够的经营性现金流，需要看当地的资源禀赋、产业机会等因素，同时需要时间敞口来推动落实；实质偿还模式从还款过程来看是容易的，但是缺少偿还资金是短期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还款结果来看难以依靠偿还模式解决隐债问题。
我们认为，短期内化债仍是主要依靠展期、置换和重组模式；除此之外，难以靠这部分化解的隐债，在2028 年以前会通过债务转化模式将其转化为经营性债务；长期来看，展期置换或者转化后的债务还是需要依靠财政资金或企业经营收入来偿还。
思未来：城投进入转型时代
从模式上看，城投转型主要有混改、城投企业合并重组、由政府向平台注入优质经营性资产的模式。但学界和业界对于城投转型方向都未有明确定论，城投公司也在不断做探索，个案间的差别较大。对于城投转型的核心关注点有二：
（1）各平台业务功能：城投转型成功的关键是有持续盈利能力的业务板块，而业务转型方向决定了平台的造血能力。本身是经营业务起家的平台转型的必要性比较小，而以公益性业务为主平台转型的诉求相对较强，包括土地整理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建设起家的平台。目前常见的转型方向有三种：①围绕原本的城建业务和已有的经营性业务，向市场化实业领域进一步拓展优势业务，例如发展成建筑公司、地产公司等。②向资本型公司转型。③向产融结合方向转型，成立金融控股集团。
（2）板块分工：区域内的城投的板块分工往往是有机协调的。目前主要有两种转型方向：①多家城投公司合并，业务整合重组，组建成新的综合性城投集团；②按照功能板块，具有相同业务板块的城投公司整合重组，减少区域内城投数量，形成几大城投平台。
城投转型并不等于政企之间的关系割裂：转型前，城投平台和地方政府更像是“共存方”，成功转型后二者更像“合作方”。第一，由于基建、土整等投资端业务仍由城投平台承担，而这些业务具有明显的公益属性，不可能完全市场化运营，因此城投平台业务的对手方主要仍然是当地政府，只是合作模式出现了演变；第二，随着区域内小平台的整合出清，大平台和政府的合作会更多，成功转型后大平台 的区域地位和实力会进一步加强，同时经营性业务会向公益性业务输血，对财政资金的依赖程度得到本质的改善；第三，政府仍能通过注入经营性资产或者股权的方式在城投平台转型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予以帮助。我们认为，转型后城投不再背靠政府信用，“刚兑信仰”消失是必然的，但是城投 风险并不会显著提高。
转型时代的城投债分析框架的“静与动”：传统的“①地方政府信用——②政府对平台的支持力度——③平台自身信用”三维度的分析结构不变；核心改变在于“政府对平台支持力度”的分析范式边际调整，公益性和准公益性业务占比指标的重要性弱化，区域内城投平台数量、转型后带动的区域产业资源、区域内的平台可替代性等指标的重要性提升。
角力下半场：城投“紧平衡”中寻新机遇
进入7月，城投上半年工作收官。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控增量，化存量”是上半年城投工作2022汉中市城投债权资产的主题，加之监管环境趋于“紧平衡”，区域之间的城投分化趋势仍在持续，如何挖掘新的机遇成为城投下半场发展的关键。
Wind显示，2022年上半年，城投债发行审核仍较严格，融资环境整体仍维持收紧态势。城投债合计发行2.64万亿元，同比下降7%，净融资9379亿元，同比下降21%。资金端方面，市场流动性保持相对合理充裕，且投资者仍青睐于城投债，城投债融资成本总体有所下降，二级交易利差也呈收窄态势。
中证鹏元城投评级部资深分析师范俊根认为，自去年以来，城投公司融资监管政策密集出台，以规范城投公司融资，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虽然城投债供给端受审批政策影响较大，但是，城投作为基建的重要参与主体，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下半年城投公司合理融资需求总体有所保障，但不增隐性债务是红线。
在“紧平衡”背景下，城投公司如何在新的环境中角力新机遇？东方金诚公用事业一部副总经理高路建议，一些资质较弱的城投应该考虑从债务置换重组、资产优化整合、市场化转型等思路来守住无新增的底线，增强自身的偿债能力。
“控增量，化存量”
财政部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5月，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约4.62万亿元，同比下降8.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约2.05万亿元，同比下降27.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86万亿元，同比下降28.7%。范俊根认为，地方财政面临的压力也有所加大，城投公司来自地方政府的支持或受到一定的影响。
高路认为，从城投融资环境来看，2022年上半年城投公司融资环境表现为两个阶段。一季度，受2021年交易所及交易商协会对城投公司按“红橙黄绿”“一二三四类企业”进行分档分级，交易所对弱资质城投公司的过度融资进行限制。同时，银保监会印发《银行保险机构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的指导意见》限制对承担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城投公司新增流动资金贷款等一系列城投融资监管政策出台，城投公司融资继续收紧，其中低级别主体融资收紧更加明显，收紧的品种主要为私募债。
中证鹏元城投评级部资深分析师高爽认为，随着多项隐性债务化解措施的持续推进，地方隐性债务风险逐步缓释，风险总体可控。今年财政部通报多起隐性债务化债不实、新增隐性债务的案例，对地方上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以及切实化解隐性债务敲响2022汉中市城投债权资产了警钟。在化债方式上，2021年以来，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为“偿还存量债务”的再融资债券的省份不断增多，纳入隐性债务化解试点的范围也在扩大。此外，部分具备条件的地区率先开展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稳步推进隐性债务清零，中央也提出完善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主要包括遏制增量、开好前门、化解存量、强化问责、平台转型等方面，也为后续隐性债务的化解工作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方针。
在诸多采访对象看来，今年上半年，“控增量、化存量”仍是城投重点。对此，城投应该如何把握融资机会？范俊根建议，今年上半年地方债发行进度提前，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占全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的比例达93.3%，其中新增专项债中有部分比例由城投公司承接。对于城投而言，获得专项债资金可减小公司的项目建设支出压力，后续仍应积极争取专项债额度。
对于是否会出现系统性风险，高路分析认为，近年来随着隐性债务管控及城投监管政策的不断收紧，城投行业信用风险及再融资分化不断加剧，尤其地区财力弱、债务负担重、过往债务履约 历史 不佳的城投企业所受到的冲击较大。但相较于前两年而言，随着监管政策收紧，城投债务增速总体已有所放缓，且考虑到政府对于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决心，今年城投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概率仍很低。
如何角力下半场？
有业内人士认为，下半年城投债融资或将是“总量减少、结构优化”的思路。
从融资端来看，高路认为，2022年上半年整体政策基调是促基建，通过基建提前发力来应对供需收缩，缓解经济下行压力。考虑到上半年已经透支了部分基建融资，且隐性债务问责机制依然严厉，预计下半年AA级的弱资质主体融资难度依然较大。“AA级城投想要生存下去，一是需要化债，改善自身的融资能力2022汉中市城投债权资产；二是需要转型，提升自身的盈利能力及经营获现能力。从转型来看，一是所承接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应以收益自平衡的项目为主，减少纯公益性项目建设；二是立足传统城投业务，通过运营已建成的资产，从建设开发向运营业务转型；三是依托区域内的国有资产和资源，盘活国有资产，开展获得稳定现金流的（准）公益性、（准）经营性业务；四是涉足轻资本或资金周转快的市场化业务，既避免前期大量资金投入又可获得较为稳定的现金流。”
而在经营端，范俊根认为，近年来城投公司的监管日趋严格，各项政策陆续出台，以加快剥离城投公司政府融资功能，推动城投公司举债机制的规范化和市场化转型，江苏、浙江、山东、吉林等多个省份也相继发文响应。
范俊根举例说，目前城投公司转型仍主要以业务转型居多，“实质”转型对区域资源禀赋要求高，已成功转型的城投公司不多，目前城投转型的方向为城市公共产品服务商，如上海城投集团、南京城建等；综合性园区服务运营商，如苏州工业园、张江集团等；区域性房地产开发商，如上海陆家嘴集团、苏高新等。
范俊根建议，对于城投公司转型的关键点首先明确城投公司地位，如对区域内城投公司进行整合，将“政府支持”集中；其次需有强力的外部支持，谋求政府优质资产、资源、业务的支持，推动资产有效整合；同时积极谋划公司业务发展布局，提升自身业务造血能力，并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提升组织管控能力等。但从成功转型的案例来看，城投转型对区域经济及融资环境、资源禀赋要求较高。
城投融资受限“非标转标”业务兴起
本报记者 石健 北京报道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山东、江苏、四川等地开始出现“某信托-城投债项目”的产品。一位城投公司融资部负责人告诉记者，这类新兴产品并非以往的政信类信托产品，即信托以非标的形式将募集资金投向城投平台，而是信托资金投向城投债，继而实现“非标转标”。
东方金诚金融业务部助理总经理王佳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近期数据来看，信托资金仍主要投向工商企业、证券市场、基础产业和房地产等行业。受‘两压一降’的影响，证券投资类信托成为2020年以来唯一保持占比持续增长的信托类型，反映了信托投资向标品化转型的趋势。尤其在城投平台仍然刚兑的趋势下，存在一定的市场机遇。”
向标品化转型
根据记者所拿到的山东某地的城投债信托产品信息，该城投债发行主体的信用评级为AA。作为担保方的母公司主体信用评级为AA+，募资用途为该城投平台在上交所发行的2021年公司债。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债的票面利率为6.5%，而市场上大部分的公司债票面利率为2.6%至3.8%。
对于该产品公司债较高的票面利率，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从票面利率来看，还是反映出该城投平台融资难。事实上，从市场来看，信托资金还是希望募集给AA+的城投平台所发行的城投债，信用评级可以筛选一定的评选。如果像上述这种AA城投平台，则需要AA+担保来减少风险。”
此外，该业内人士还认为，信托资金流向公司债要好于私募债。“因为信用分化使得弱区域城投债净融资多处于萎缩状态，虽然近期西部某城投平台私募债从存在兑付隐患到已经兑付，但是市场并没有因此得到很大的提振。存量债务不会凭空消失，加之借新还旧不畅，市场仍然会存在一定的偏向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信托资金流向证券领域已经在数据上有所显现。根据信托业协会公布的2021年三季度末信托公司主要业务数据来看，信托资金仍主要投向工商企业、证券市场、基础产业和房地产等行业。对此，王佳丽分析认为，“从同比变化看，产品呈现三个特征，一是受近年来‘两压一降’政策影响，投向金融机构的信托资金占比显著下降，信托行业去通道、去嵌套的转型取得了一定成效；二是证券投资类信托成为2020年以来唯一保持占比持续增长的信托类型，反映了信托投资向标品化转型的趋势；三是从信托资金的运用方式看，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以非标投资为主的信托贷款占比已不足30%，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超过8个百分点，而以标品投资为主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占比接近21%，同比上升超过8个百分点。”
对于上述资金的升降，一位城投平台融资部负责人认为，“城投债目前为止仍然保持刚兑，而政信类产品 逾期已经屡见不鲜。在推介相关产品时，刚兑是主要优势之一，安全性远高于非标类产品。此外，债券是在公开市场发行的金融产品，城投不兑付的成本极大”。
一方面，非标政信类产品发行量下降，与监管部门要求信托公司压降融资类信托有关；另一方面，信托资金通过标准化产品继续流向债券市场。一种“非标转标”的趋势开始在市场上出现。
“证券投资信托中债券投资相较于其他投资标的的占比最高，规模最大，主要原因在于债券市场的容量巨大，且具有固收属性，更能够满足信托投资者对于稳定收益的需求。”王佳丽预测，“随着城投融资受限，房地产融资风险增加，预计未来信托资金投向债券市场的规模还将进一步上升。”
君牛财富分析师认为，“信托‘非标转标’与几大类资产无法割裂，围绕土地的平台、地产，委贷为核心的类信贷业务。从监管而言，监管的基调也是渐进式整改，警惕监管引发的风险。因而把以往的操作模式梳理和增加信息披露，也不失为一种创新。这个‘非标转标’既打通资本市场，也能够促进信托承担起真正的委托、融通等聚焦财富管理、 社会 服务的职责。”
此外，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除了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份外，在城投债和城投非标都面临大幅压缩的监管背景下，15号文（《银行保险机构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防范化解工作的指导意见》）实际上进一步抬高了城投平台的融资准入条件，而城投债和银行融资的规模新增有限的情况下，城投平台对非标融资反而会出现更大的依赖，尤其是资质较弱或发债难以为继的城投平台。在这种看似矛盾的环境下，‘非标转标’将是城投平台短期融资的一种过渡方式。同时，城投发债首先要看当地的一般公共预算是否达到了50亿元，如果当地经济状况较差，城投平台的主体信用评级又不理想，那么，在当地就很难公开发行债券，而眼下信托将资金投向城投债，则从侧面反映出该地区的经济状况较好，且城投平台具备发债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一些弱资质地区。公开发行的债券属于标准化资产，发行的债券可以在银行间交易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公开流通买卖，也提高了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
置换存量非标
2022年以来，低评级城投债的发行受到了更严格的控制，城投债的发行主体准入条件、规模占比、借新还旧等也有了更多的限制。近日，江苏省南通市财政局在官网发布了《南通市财政局2022年工作计划》，要求“进一步压降融资成本，对融资成本6％以上的隐性债务全面清理、分类处置，争取2022年末全市隐性债务平均综合利率下降到5％以内。督促各地将经营性债务融资成本，一并纳入监管范围。严控新增非标融资和高成本融资，确保全市债务综合成本持续下降”。
据统计，2020年以来，非标信用风险事件涉及的城投企业31家，分布在贵州、湖南、河南、四川等地。其中，贵州20家，占64.52％，河南3家，湖南、吉林和辽宁各2家，甘肃和四川各1家。从行政级别看，2家为省级城投企业，4家为地市级城投企业，其余均为区县级或园区城投企业。联合资信有关研报认为，非标信用风险的持续暴露及地方国企信用债 事件的发生，导致区域再融资环境恶化。此外，“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一年，再融资环境恶化的地区非标信用风险将持续暴露。企业层面，债务负担重且短期集中偿付压力大、直融及非标融资占比高、对外担保规模大、有不良征信记录、再融资压力大的城投企业流动性风险值得关注。
从各地的政策来看，非标业务压降已成趋势。在王佳丽看来，除了可以投资城投债作为标准化产品外，与城投平台开展的以往存量非标业务也可以通过“非标转标”的形式去除非标存量。“目前，存量的非标信托贷款通过正规流程发行ABS实现‘非标转标’，这也符合监管压缩信托非标规模的导向的。目前。交易所和交易商协会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信托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和资产服务机构，向资产支持计划（SPV）转让基础资产（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计划募集资金最终用于信托贷款还款资金；二是信托公司将信托贷款债权转让保理公司，由保理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发起资产支持计划，通过保理公司进入交易商协会ABN市场。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两种方式都需要信托贷款借款人开立资金监管账户，由资金监管行监督贷款资金偿还情况。
王佳丽认为，“根据近年来市场发行规模情况来看，以信托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基础资产为企业债权或者信托受益权的企业ABS项目发行数量和参与发行的信托公司数量都呈现上升趋势。但信托公司通过ABS方式实现‘非标转标’需要满足监管机构对于底层资产池的评级、分散度，原始权益人风险自留等要求，基础资产还需有持续稳定现金流，因此现实发行中还是存在一定操作难度，预计发行规模增速有所放缓。”
采访中，有分析人士认为，虽然目前信托资金流向债券领域的比例在上升，但从过往的投资来看，信托资金并非擅长在证券市场开展业务、发行产品。对此，王佳丽建议，“如果想在城投债产品有所为，从短期来看，部分信托公司可以先期通过开发TOF等组合投资产品逐步培养投研能力。但从长期来看，信托公司需提高自身的主动管理能力，通过加强标品投资的内控管理体系和业务流程建设，招聘具有相关投资经验的投资经理、交易员、研究员、信评和估值清算人员。”
汉中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未来发展前景
整合国有城建资产，扩大公司资产规模，提高融资能力。通过整合全市现有已形成的城市资源资产，改变过去资源分散、各自为战的局面，不断扩大公司资产规模，对于可经营性资产实行重组后，所有城建项目资金由城投公司统进统出，以大资产实行大融资，用合力方式支持和推动汉中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拓宽公司业务领域，实现公司多元经营。城投公司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不断拓宽业务经营范围，实现多元化经营，改变过去纯粹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业务单一的局面；改变过去公司资产纯粹以公益性为目的，自身不具备造血功能，运营和项目建设全部依靠政府财政投入的局面；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不断强化自身造血功能，以逐步减轻财政负担，增强市场竞争力，使公司在体现政府意志的基础上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加快公司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实现资本市场融资，拓展资金流入方式，加快城投企业债券发行工作。公司现有融资渠道为政府财政支持和银行信贷融资，融资渠道单一，易受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影响。在政府支持下，城投公司的融资由目前的财政支持和银行信贷发展到到直接向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同时根据实际，结合外地经验，积极推进发行城投企业债券工作，以解决当务之急的城市建设资金瓶颈问题。
标签： 2022汉中市城投债权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