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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信托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诚邀优秀人才 加盟中原信托
一、公司简介
中原信托成立于1985年，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国有控股信托金融机构。注册地郑州市，注册资本人民币25亿元。
近年来，中原信托依托规范的法人治理机制、持续强化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诚信重诺、值得托付”的企业文化以及专业化信托投融资研发团队，秉持合规经营、务实发展理念，成功开发了系列信托金融产品，为机构和高净值客户提供了安全可靠的资产管理和财富增值服务。截至2014年末，中原信托累计管理信托财产3508亿元，按时足额交付到期信托财产2223亿元，累计向客户分配信托收益300亿元，实现信托本金、收益足额交付率100%，全部到期信托项目均实现信托目的。
2014年，中原信托获得金融时报授予的“***客户服务奖”、大河报“2014助力中原十大金融企业”、“2014中原十大最受尊重的企业”、“2014中国金融业（河南）***信托公司奖”、东方今报“2014年度***服务金融机构”等荣誉，在证券时报2014年第七届优秀信托公司评选中获“中国最具成长性信托公司”荣誉称号。
目前，中原信托发展战略明确，治理结构完善，内控管理严密，市场化程度较高，业务稳步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中原信托研发推出的城建信托、地产信托、金融产品信托、股权信托等系列信托产品已成为高端理财客户资产配置的重要选择。
二、招聘职位
岗位名称：信托经理
招聘人数：3人
1、学历要求：（1）国内211及以上院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且第一学历为二本及以上院校全日制本科；（2）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历、学位证双证齐全，且第一学历为211及以上院校全日制本科。（3）国外院校：硕士及以上学历，且第一学历为全日制本科，硕士或本科毕业院校需为世界排名前200名内大学。院校排名参照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校排名（arwu）以及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以上三项条件满足其一即可。
2、专业要求：金融、经济、投资、财务等相关专业。
岗位职责
1、负责信托产品的研发与设计、项目信息的挖掘、整理及业务谈判；
2、负责项目尽职调查和可行性分析、编制项目评估报告、服务并维系客户；
3、负责项目相关文本文件的草拟和审批手续的办理；
4、参与信托计划的发售和信托财产的管理和处分及信托计划的清算；
5、参与项目的尽职管理和信息披露工作等。
任职要求
1、年龄在35岁以下；
2、2年及以上金融或投资行业工作经验，具有信托项目和客户资源者优先；
3、熟悉信托，具有较强的金融理论基础；
4、具备较强的投资分析、项目风险把控能力和沟通、谈判及营销策划能力；
5、诚实、开朗、作风严谨，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6、身体健康，道德素质良好，无不良记录。
工作地点：成都市
三、时间安排
（一）有意者请从网站下载《应聘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和《应聘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填写后和个人简历、重要证件（身份证、学历证、学位证及资格证等）、二寸彩色免冠照片等电子版资料打包压缩以附件形式发至hr@zyxt.com.cn，附件名称格式：姓名-应聘职位-工作年限-学历-专业。发送邮件时注明招聘信息来源。
（二）招聘计划安排在6月下旬，具体时间、地点电话通知。
（三）未经通知，谢绝来访，应聘资料代为保存。
法定代表人：崔泽军
成立日期：2002-11-27
注册资本：365000万元人民币
所属地区：河南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169953018F
经营状态：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所属行业：金融业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英文名：Zhongyuan Affiance Investment Company
人员规模： 100-499人
企业地址：郑州市商务外环路24号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的土地流转正在步入"信托时代"吗
王东宾 / 河北张家口市金融办
现在成都JT信托计划，农村土地流转当前已经进入一个新成都JT信托计划的历史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以中信信托、中粮信托、北京信托三大信托机构先后于安徽宿州、黑龙江肇东、江苏无锡等地开展土地流转信托项目为标志，中国的土地流转开始步入“信托时代”。
然而，自商业信托机构进入土地流转领域之始，各方对土地流转信托项目的经济合理性就质疑不断，或疑为商业噱头，或疑为炒作概念，众说纷纭。诚然，短期内迅速土地流转实现盈利性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正由于农业的脆弱性及其经济劣势，商业信托公司介入土地流转领域这一新趋势才尤为值得重视，需要从农村土地流转的历史脉络中发现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因此，本文将比较土地流转的几种重要模式，以更好地理解土地流转信托模式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意义。
一、土地流转的三种模式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以后，土地流转作为一种调节土地承包和土地经营之间紧张关系的重要机制，不管政策上是否正式认可，全国各地的实践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出现了各种模式或经验。本文的模式选取基于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这就限定了农地流转的两个基本前提：“农地农有”与“农地农用”。这样，本文的讨论将不涉及改变土地使用权拥有状态的“双放弃”(如成都模式)、“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保”模式(如重庆九龙坡模式)等，也排除了改变“农地农地”状态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模式(如广东南海模式)等，集中讨论农业用地流转模式。
第二，以收益权的实现方式为核心标准。这种选择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信托的制度设计恰恰以委托人财产收益权为核心，从农户的收益权理解土地流转信托模式，符合信托思想的本源，也易于在与其成都JT信托计划他模式的比较中发现其独特优势。二是受亨利?乔治的“地租社会化”思想启发。亨利·乔治用“外壳”与“核仁”来隐喻土地占有与收益，他反对僵化地从简单直接占有的形式来理解土地所有权内涵，而把地租(土地收益)作为土地权利的核心，这对成都JT信托计划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政策主旨极有启发意义。最重要的是，保护(并实现)好农民的收益权是土地流转政策的最关键环节，也是保障土地流转稳定有序进行的必要条件，并能促进土地流转在城镇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稳定器作用。
“地租社会化”提出者亨利乔治的著作《进步与贫穷》对孙中山的地权思想有重大影响
基于这样两个标准，本文选取“反租倒包”模式(浙江瑞安)和福建沙县模式作为参照系，与以中信信托(以安徽宿州项目为例)为代表的商业信托模式进行比较，重点是各种模式的收益分配与增信机制两个方面。
(一)浙江瑞安：“反租倒包”模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浙江省瑞安市马道村出现一种新的土地流转模式，被称之为“反租倒包”，这种模式后来在全国很多地方流行推行过。简要地讲，“反租倒包”是指村集体从农户手中以一定价格把已经承包到户的耕地租赁过来(“反租”)，必要时经过一定的土地规划、整理与整治，再转包给种粮大户或农业企业等农业经营主体(“倒包”)。之所以称为“反租”，是因为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分配中的发包方，先期已经将土地发包(“出租”)给农户，因而村集体承租农民土地是一种“反租”行为。这样一来二去，尽管土地又集中于村集体，但权利关系却发生了变化。其权利转化与转移过程大体如此，通过发包完成土地初始权利分配(承包经营权)，“反租”将经营权集中，“倒包”将土地经营权流转到有效率的经营主体手中，土地承包权依旧归农户，土地所有者——村集体发挥组织管理职能。可以说，“反租倒包”模式是中国农民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因地制宜进行的自主的制度创新，与今天政策所倡导的“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宗旨不谋而合。在“反租倒包”的过程中，村集体、村民与经营者之间通过契约“合作”创造性地实现了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效率分解与重组，因此这一模式非常适应中国乡村社会，至今在许多地区仍在使用。
显而易见，“反租倒包”是一种村级创新模式(笔者认为，“反租”是相对于“发包”而言的，因此除非拥有发包权，乡镇要么是依托村集体的联合“反租倒包”，要么是“伪反租”)，必然与乡村治理水平高度关联，关键问题看村委会或村集体组织的“反租”过程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户流转土地或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其有效运转依赖于这样三个条件：第一，村庄的经济结构中，主要劳动力的收入依赖于非农就业。二，村庄治理机制比较完善，村民能够通过协商机制达成共识，形成稳定契约。第三，村集体经济较为发达，可以为“反租”的收益兑付提供较强的风险保障。
(二)福建沙县：“双平台”模式
沙县小吃名扬海内，劳动力大量经商，土地撂荒现象严重，全县范围内土地流转的需求非常高，催生出土地流转的“沙县模式”。截至2013年底，沙县全县实现流转土地约13万亩，占全部耕地的65%，是全国土地流转流转率的2.5倍。从沙县的实践经验来看，其土地流转模式可以概括为“流转+信托”双平台模式。
福建沙县的土地流转模式可以概括为“流转+信托”双平台模式。
流转平台
沙县自2006年开展土地流转试点，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机构，作为中介组织推动土地集中连片规模流转。沙县的特点是，在三级服务体系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专门的土地流转交易场所和信息服务平台，并开发了土地承包管理系统、流转土地视频系统等。土地需求方接入服务平台和系统后，通过待流转土地视频，可以很快了解相关地块的地貌、田间设施等基本信息。2011年信托平台建立后，信托平台承担了收储土地(一次流转)并进行土地整理的任务，将土地地块规模化、标准化，流转平台对接的重点变为经过信托平台集中连片整理开发后的待流转土地(二次流转)。
信托平台
2011年，沙县又作为福建省第一家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试点，通过设立两家经营权平台公司，建立了县乡两级信托服务体系。
信托平台的运行机制主要是信托公司与村委会(代表同意将土地信托的农民)签订信托合同，获得土地后，土地集中连片，统一进行规划、布局、整理与整治，再通过招标、竞拍、租赁等形式流转给农业企业或其他经营主体。
可见，沙县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流转+信托”双平台模式。尽管时序上流转平台建立在前(2006年)，信托平台建立在后(2011年)，但实际运行中信托平台前置，发挥一次流转(土地收储)功能，把经营权集中起来，进行土地集中连片、整理开发，流转平台的功能升级后置，把经过整理开发后的土地流转给相关经营主体，发挥二次流转功能。这样，后面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沙县的信托平台是一种准信托模式，在收益权设计、风险处置措施、增信机制等其他方面与商业信托平台基本相当。
(三)安徽宿州：商业信托模式
至2014年4月初，全国落地的土地流转信托项目已经有十几单了，其中中信信托6单(安徽宿州、山东青州、贵州开阳、安徽马鞍山、河南济源与湖北黄冈)，北京信托4单(江苏无锡、镇江句容、安徽铜陵和北京密云)，土地流转信托项目的土地数量已达20万亩以上。
尽管各机构的具体合约计划存在诸多差别，但在核心问题(收益权)的处理上差别不大。本文主要使用中信信托宿州项目的方案设计。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位于宿州市埇桥区朱仙庄镇，信托期限为12年(二轮承包期剩余12年)，首期流转面积5400亩，流转后用于建设现代农业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埇桥区是2010年农业部批准的第一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5400亩土地由朱庙村、塔桥村集中承包经营权后，委托埇桥区人民政府代理，由区政府作为委托人与中信信托签订信托计划，中信信托聘请服务商进行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配套。该项目服务商为安徽帝元现代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项目初期服务商同时也是整体承租商，支付开发前期的信托收益(关于中信信托宿州项目的详细方案信息，参见蒲坚：《解放土地——新一轮土地信托化改革》，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19-247页)。
中信信托公司目前正走在全国土地信托实践的前沿
二、三种模式之比较
至此，我们初步理清三种模式的基本情况，接下来的比较以收益权为核心，集中在收益分配和增信机制两个层面进行比较。
(一)收益分配模式
一般而言，土地流转的收益分为两个部分：基础收益和增值收益。“反租倒包”模式中，农户的土地流转收益表现为单一的“反租”租金，但在实际情况中，村委会往往会发挥类似于集体谈判机制的作用，推动土地流转(“倒包”)价格根据市场情况和经济环境的动态合理调整，“反租”价格随之进行调整，这样农户也能分享到增值收益。在有些地区，“倒包”与“反租”之间会有一定的差价，或村集体与村民之间有约定的流转收益分成比例，如“二八开”，农户获得大部分收益。
沙县模式中，基础收益即土地委托给信托公司时支付的约定租金。增值收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土地集中到信托公司以后，通过土地整治、改良后(如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增值部分，这部分60%归农户，40%归信托公司作为信托发展基金滚动发展;另一部分是土地由信托公司流转给经营方后，由信托公司申请各级项目配套资金，其中60%无偿扶持经营方，其余按信托公司的投入计算，逐年向经营方收回，回收资金返还村集体，由村集体进行二次返还(这实际上相当于本文末提出的农业补贴“部分归农”机制)。
中信信托宿州项目(A类计划)中，基本收益为1000斤中等质量小麦价值(均按国家颁布的中等质量小麦价格兑付等值人民币，以下不再重复说明)，如果低于1000元，则按1000元兑付，即支付给农民的基础地租价格最低为每亩1000元人民币。实际上，当地目前的土地流转价格为每亩每年约600元左右，即该项目的基本地租一次性增值60%以上，项目初期，由当地政府为服务商(初期承租方)提供每年每亩约400斤中等质量小麦价值(约400元人民币)。
增值收益为A类计划方案中的超额收益。受托人服务商进行土地整理和基础设施投资(必要时发行B类信托计划，募集土地整理专项资金)，扣除各项本金和费用后形成的超额收益，70%归农户，30%归受托人，作为信托管理费用。北京信托江苏项目也是按这一比例分配浮动收益(即土地开发的增值收益)，增值收益“三七开”原则似乎已成为市场共识。当然，增值收益是否能够按方案如期实现，我们实践中密切关注。
(二)增信机制
不论何种模式，流转收益按期兑付是稳定流转关系的基本条件，是承包权与经营权有序、稳定分离的必要条件。而农业本身又是弱势产业，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等多重风险，经营端的风险如果传导流转端，引发兑付危机，必然影响流转关系的稳定。因此，在土地流转的各种模式中，收益兑付的增信机制至为关键。
“反租倒包”模式中，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与村民之间存在一种“信任契约”，并通过村民直选等基层民主途径对村委会的行为形成有效约束。这决定了在很大程度上，村集体经济要为“反租倒包”提供一种隐性担保，构建一种村集体增信机制。
沙县模式中，有两重保障机制。一是由增值收益的40%归入信托公司形成的信托发展基金;二是财政资金增信机制，由沙县财政先行注资150万元设立土地流转风险保证金。风险保证金的增信对象为集中连片100亩以上，流转期限5年以上的流转土地业主;当经营业主因发生各类风险无法兑付租金，导致信托公司无法向农户兑付收益时，由风险保证金先行兑付。
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中，在方案中为A类基本收益(付给农户的基础地租)设计了双重增信保障。第一重保障来自服务商的合同承诺，在未找到承租方的时候，由服务商承租信托项目下的所有土地，并按期向农户支付基本收益。因此在项目开发初期，服务商即承租商。而且，若后期发生实际获得的租金收入不足以支付基本收益的情况时，该类资金缺口仍由服务商补足(服务合同中规定服务商的职责范围包括“提供信托计划项下兑付A类基本收益的增信保障”)。第二重保障是如果A类基本收益的兑付仍然出现流动性资金缺口时，即第一重保障出现问题时，由受托方发行T类信托计划，补足信托收益兑付的流动性缺口(T类信托计划也可以用于土地整理投资的B类信托计划基本收益兑付缺口)。
综合来看，“反租倒包”模式采用的是村集体组织隐性增信机制，而沙县模式和信托模式均建立了明确的增信机制，前者采用政府财政增信机制，后者采用市场化增信机制，保障农户的基本收益不受土地流转后与经营相关的风险影响，确保基本收益稳定且可持续。不论是沙县的政府信托机制，还是宿州的市场信托机制，本质上均是土地流转与土地经营之间建立一道风险防火墙，以稳定收益权的方式(信托收益)更充分地实现农户承包经营权的经济内涵，促进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有序、稳定分离，有助于同时实现“稳定承包权”和“放活经营权”双重政策目标，并且兼顾了效率与公平。
(三)土地流转信托与金融创新
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瓶颈是农村缺乏有效抵押、担保品，导致“融资难”、“融资贵”成为普遍现象。近年来，各地纷纷试点推动解决这一问题的金融创新，如吉林的“土地收益保证贷款”、重庆的“三权抵押”、河南信阳的“五权抵押”等，其政策主旨均在于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权等“三农”物权的金融权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进一步肯定了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作用，明确激活农村土地担保、抵押权能的政策导向，为农村土地金融创新打开了更宽阔的政策空间。土地流转信托化对金融创新的推动作用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层面是对委托方——普通农户而言。土地流转信托的优势之一是将农户承包土地的收益权结构化、标准化，变为标准的商业合约，这有利于开展以标准化收益权为标的的金融创新。例如，中信信托在宿州项目中目前已实现通过信托受益权质押为农户发放小额贷款，年利率在10%-12%之间，沙县的金融机构已经借助当地的信托平台，开展了“预期收益权”、“农户联保+预期收益权质押”等金融创新。
2013年末发布的“107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探索信托受益权流转”，可以预期未来信托收益权的市场流通性更强，会更好地促进土地流转信托收益抵押、担保权能的实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对当前的“人户分离”城镇化格局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对“非户籍城镇化”人群来说，在没有并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前，土地流转信托不仅可以实现“离土不离权”，提供一份稳定的基本收入，而且可以借助收益权金融创新申请小额贷款，更好地在城镇中生活与创业。例如，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中就提出“赋予土地信托流转金融属性，为农民参与城镇化进程、增强承担城镇社会保险和住房租赁等方面的私人成本的支付能力创造条件”。可以说，土地流转信托将构建的是一种“离乡离土不离权”的社会制度。
第二个层面是针对信托平台而言。信托平台将原来分散的经营权汇集后，实现土地集中连片，具备开展土地整治项目(如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低产田改造、节水灌溉设施等)和布局现代农业基础设施的必要条件，从而也就具备了对接财政扶持项目和资金的基础条件。沙县模式中，由信托平台配合政府扶持项目，开展土地集中连片整理开发，然后再进行流转;北京信托密云项目所采取的“财产权信托+资金信托”的“双信托模式”，通过资金信托为土地流转信托后的经营开发提供1800万元的融资支持;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中，则有发行B类信托计划融资进行土地整理的方案。信托平台对接政府项目时，政策上可以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即在财政补贴资金的引导与支持下，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作用，借助金融创新满足土地整理开发和布局现代农业设施的融资需求。
第三个层面是对新型经营主体和经营农户而言。少数土地信托项目中，如北京信托的江苏无锡项目，信托土地仅158亩，项目可以直接对接农民合作社或其他新型经营主体。但其他的土地流转信托项目一般涉及数千亩乃至数万亩土地，需要聘请或组建(现代农业)服务商，按现代农业要求整理、开发土地，布局基础设施，然后自主经营或再次流转给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此时经过现代农业布局后，大棚抵押、融资租赁等金融创新和金融工具将会更容易地引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4]17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4]42号)等最新文件中所提倡的涉农直补资金担保、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农机具抵押等一系列农村金融创新在土地流转信托平台上均可以有效地展开，新型经营主体的融资能力将更强。当然，对于刚刚出现半年多的信托模式，目前多数项目仍处于服务商开发整理阶段，相关的金融创新仍在酝酿与衍化当中，不过许多金融创新从沙县的政府信托平台中看已经相当成熟。
土地流转信托推动金融创新的机制在于土地流转信托将承包权和经营权稳定分离后，土地权利束与相关主体清晰对应，既可以有收益权融资，也可以有经营权融资。这种土地权利束的分解与重组过程客观上已经将土地流转的相关主体进行了分层，形成既有大型主体(信托机构、现代农业企业等)、又有中型主体(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还有小型主体(小微企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普通经营农户)的多层次主体，并在土地的综合开发利用上也根据各自优势实现了分工合作，这种结构化设计又与大中小结合的农村金融普惠体系相对应，形成金融创新的推动力。
进一步而言，随着土地信托的实践深入，信托平台将进一步衍化为金融创新平台，通过信托制度设计，土地流转金融创新得以在不同层面、不同主体间展开，根据土地整理、现代农业布局、具体生产与经营等开发阶段的不同特点和融资需求，因地制宜地设计不同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促进土地流转的资源优化配置。例如，中信信托在宿州方案中就提出“条件成熟时，也可与商业银行、专业性农村小微贷款机构合作”，“以土地流通信托为平台构建服务‘三农’的金融生态链”。
四、探索土地流转信托的“混合”模式
自中信信托、中粮信托、北京信托等信托机构介入土地流转领域以来，因其专业化水平高和结构化的制度设计，商业信托模式备受推崇，由此引起一个争论：以沙县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信托(类信托)模式是否过时?商业信托模式是否就是土地流转信托的不二选择?
从本文的比较中可以初步总结商业信托模式和政府信托模式的优劣势。商业信托模式的优势有：第一，商业信托模式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可以在更广的(全国)范围内发现价格;第二，全国只有68家信托公司，对接外部资源能力强，可以更好地遴选服务商;第三，信托标准化、结构化水平高，可以推动更高水平的金融创新。短板在于：第一，商业信托模式采用的是项目制，使用的是本地优质土地资源，且地方政府需协调足够的土地满足规模经济的需要，是一种非常态的土地流转;第二，土地前期开发依赖于服务商，没有合适的服务商，土地整理等工作亦无法开展;第三，服务商完成现代农业布局后，要承担部分流转平台的职能。
相比之下，政府信托模式的优势在于：第一，信托平台承担了土地收储(一次流转)职能，是一种常态化的土地流转;第二，信托平台可直接开展土地整理开发，不需等待服务商;第三，有专业的土地流转平台，二次流转的效率和专业化程度更高;第四，信托平台与县域金融机构合作紧密，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微企业和普通经营农户的普惠金融创新更有优势。短板在于：第一，信托平台承担了服务商的职能，现代农业开发专业能力不足;第二，与外部资源对接能力不足，价格发现能力弱于商业信托机构;第三，标准化、结构化能力不足，限制金融创新的层次，尤其是在大型金融和现代金融工具的引入方面受限。
显而易见，政府信托模式与商业信托模式的互补性很强，很难简单地说孰优孰劣，需要因地制宜、具体分析。随着信托制度向土地流转领域的更深引入，未来综合两种模式的“混合”模式将更有优势。“混合”模式可能发挥的优势主要有：第一，结合常态的土地收储(一次流转)和项目制，使得县域内流转土地可以分区域、分层次开发利用;第二，发挥县域信托的“中小”优势和商业信托的“大”优势，相关主体分层对接土地权利束和要素资源，使资源配置更有效率;第三，更好地发挥信托平台的土地整理能力和服务商的现代农业布局能力;第四，发挥信托平台和流转平台的协同作用，提高二次流转经济效率，推动建立二次流转公开市场;第五，发挥商业信托在收益权管理、兑付和风险防范方面的优势，使得农民的信托收益权更加稳定。
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探索建立“混合所有制”信托平台，综合利用各方力量和优势。从政策意义上来讲，“混合”模式可以同时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实践中的发展表明，不论是政府信托模式，还是商业模式，亦或是今后可能的“混合”模式，信托制度在土地流转领域是有生命力的，有可能成为今后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制度工具。
土地流转信托的制度优势在于它可以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土地流转信托不仅可以实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稳定分离，而且可以实现合理分工。信托平台进行土地整理与整治，服务商(大型现代农业企业)进行现代农业规划布局与基础设施配套，这相当于农地的一级开发;然后土地再次流转，实现土地更好地向四个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发挥其劳动技能优势、生产技术优势，这相当于农地的市场开发。通过信息平台，将有可能构建农村土地两级开发体系。显然，前者与后者的“适度规模”是不一样的，而信托制的优势恰恰在于可以稳定有序地集中经营权，又合理有效率地流转分开，使经营权“放活”在不同层级满足“适度规模”的不同标准。从这个角度而言，土地流转信托可以更好地实现经济效率。
从公平的维度来看，土地流转信托逐步确立了几个基本原则。第一是补贴部分归农原则，要么直接归农(如中信宿州项目中基础收益提升60%)，要么以增值收益分成的方式，而且越是初级开发中的补贴，归农的比例越高。第二，基础地租价格应依据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水准确立，而非分散经营和传统农业的水准确立，这是对农民农地发展权的一种认可。若以分散经营的低“市场价格”进行土地长期土地流转，大多数农民不但享受不到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超额收益，而且基本收益的价值也没有充分体现。第三，“涨价归公”与“涨价归私”相结合。亨利·乔治地租社会化思想的核心是“涨价归公”，在人均只有一两亩承包经营权的较平均的农村土地分配格局下，“涨价归农”实际上是“涨价归公”的一种衍化形式，土地流转信托方案是地租社会化分配的一种具体实现形式。增值收益的70%与30%分配比例，是“涨价归公”与“涨价归私”的有机结合。从这个角度来看，土地流转信托又可以更好地实现公平。并且，公平的制度设计可以使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稳定有序地分离，反过来会促进规模经营的经济效率。
邓 小 平认为，农业的第二次飞跃必须走向集体经济
1990年，邓 小 平提出农业生产“两个飞跃”的思想，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具体论述参见《邓 小 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可以说，信托制度是实现“二次飞跃”的一种较为理想的制度工具。总体上，土地流转信托是一种效率与公平兼顾、公平促进效率的机制，它使得全体农民可以共享农业“二次飞跃”的发展成果，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国土地制度的制度优势。尽管在超过10万亿的信托资产中，土地流转信托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但考虑到中国仍在持续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土地流转的潜力远远没有完全释放出来，而且“户籍城镇化率”真正追上人口“城镇化率”尚需一段较长的时间，消化“人户分离”仍需时日，即使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背景下，土地流转仍将发挥重要的稳定器作用。因此，土地流转信托的大发展值得期待和深入探索。
国元信托四川成都简阳付息日是哪一天
12月21日。经查询，国元信托四川简阳12月21日为信托利益核算日，因此是12月21日。成都，四川省辖地级市，简称“蓉”，别称蓉城、锦城，为四川省省会、副省级市、超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
如何打民事信托官司
一、信托终止后信托受益权仍可依法转让。案件来源：陕西高级人民法院（2014）陕民二初字第00007号成都银行西安分行诉中体产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信托受益权作为兼具物权和债权性质的财产性权利，在信托关系终止后、信托财产处理终结前，信托受益人仍可作为信托受益权的权利所有人，依法对信托受益权进行转让。受让人亦可基于信托合同的约定，请求受托人继续履行信托合同项下的合同义务。
案情
2011年11月28日，原告成都银行西安分行与厦门国际信托公司签订《重庆沙坪坝区体育中心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单一资金投资信托合同》，双方约定：作为资金信托合同的委托人和受益人，成都银行西安分行委托厦门国际信托公司向重庆沙坪坝体育投资公司提供信托期限2年的信托资金人民币6亿元。同年12月29日，厦门国际信托公司依约向重庆沙坪坝体育投资公司发放信托贷款人民币6亿元。2012年2月27日，重庆沙坪坝体育投资公司、成都银行西安分行、被告中体产业公司签订《三方合作协议》。协议约定：重庆沙坪坝体育投资公司若到期无法偿还或无法足额偿还上述信托贷款，中体产业公司无条件买入上述信托合同项下信托贷款全部或未足额偿还部分相对应的信托受益权，信托受益权转由中体产业公司享有。2013年12月29日，还款期限到期，重庆沙坪坝体育投资公司尚欠借款本金1.44亿元及利息未归还。
成都银行西安分行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中体产业公司履行《三方合作协议》，以1.44亿元的对价买入其名下的信托受益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
审判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成都银行西安分行与中体产业公司、重庆沙坪坝体育投资公司签订的《三方合作协议》以《资金信托合同》为基础，确定成都银行西安分行、重庆沙坪坝体育投资公司和中体产业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资金信托合同》约定了作为信托资金的委托方和受益方，成都银行西安分行获得该合同项下的全部信托受益权并有权转让；在《三方合作协议》中，《资金信托合同》中信托受益权的价值经三方共同确定为6亿元。中体产业公司承诺若到期重庆沙坪坝体育投资公司无法偿还或无法足额偿还上述信托贷款即无条件回购相对应的信托受益权。至本案原告提起诉讼时止，借款人重庆沙坪坝体育投资公司尚欠借款本金1.44亿元及利息未归还，《三方合作协议》约定的中体产业公司无条件买入上述信托合同项下信托受益权的条件已经成就，中体产业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回购义务。遂判决：中体产业公司以1.44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向成都银行西安分行购入前述《资金信托合同》项下的剩余信托受益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
宣判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二、信托合同成立在先，贷款资金来源于信托募集资金，贷款合同依附于信托合同而产生，本案纠纷的性质为营业信托纠纷。
案件来源：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沪高民五(商)终字第11号，《安信信托诉昆山纯高信托经营纠纷案》。
裁判要旨：安信公司以纯高公司与其存在信托贷款合同纠纷作为起诉事由，并主张信托贷款合同为独立的合同；而纯高公司以本案系营业信托纠纷提出抗辩，并提出信托合同项下不应存在信托贷款合同，且信托贷款合同因违反金融机构实行特许经营规定而无效。法院在分析信托合同成立在先后，比较了信托合同与信托贷款合同之内容，特别是还款结构，两者除了财务顾问费约定外，几乎相同，并进而认定信托贷款合同依附于信托合同而产生。进而认定，本案纠纷性质为营业信托纠纷而非信托贷款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案情：昆山纯高案源起双方于2009年9月签署的《昆山•联邦国际资产收益财产权信托合同》(下称《财产信托合同》)，根据合同，由昆山纯高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昆山纯高”)作为该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将其合法拥有的“昆山•联邦国际”项目的基础资产收益权作价62700万元交由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安信信托”)设立财产权信托，其中优先信托受益权规模不低于人民币21500万元，由社会公众投资人投资取得，一般信托受益权则由委托人昆山纯高持有。由于房地产交易中心不接受《财产信托合同》作为主合同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故双方于同日另行签署了一份《信托贷款合同》，并以此作为主合同并签署《抵押协议》而办妥抵押登记。
2012年9月贷款期届满，昆山纯高未能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安信信托在多次交涉无果后，最终将昆山纯高告上法庭，起诉的理由为信托贷款合同纠纷，要求昆山纯高公司返还贷款本金1.284亿元以及高达5385万余元的 金(含利息、 金、罚息和复利)。而被告辩称《财产权信托合同》才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的纠纷应为资产收益权信托纠纷;而《信托贷款合同》掩盖非法目的，为无效合同，故基于该合同项下的抵押协议应为无效协议，担保人的担保也应属无效，其附属协议《资金监管协议》约定的各项利息、 金、罚息和复利的约定也无效，根据《财产权信托合同》的约定，罚息仅有1000余万元。
三、监管账户不等于信托账户。
案件来源：浙江省余姚市法院（2014）甬余执异字第23号民事裁定。
裁判要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信托投资公司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和使用有关事项的通知》：信托公司对受托的信托财产，应当在商业银行设置专用存款账户。信托财产专户的存款人名称应为受托人（即信托公司）全称。本案中法院冻结的账户名称为赛日新材料，而非信托公司。
案情：2013年，华融信托与浙江赛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赛日新”）签订信托贷款合同，华融信托以设立的“华融赛日新材信托贷款集合资金计划”募集的信托资金向赛日新放贷，贷款金额拟定为3亿元。此后，双方又签订信托贷款合同的补充协议，约定华融信托向赛日新发放信托贷款人民币1亿元，专项用于补充后者的经营流动资金。
据了解，当时华融信托与浦发银行宁波余姚支行、赛日新签订《用款账户监管协议》，约定赛日新在浦发银行宁波余姚支行开立账号为94xxx17的专门账户为监管账户。赛日新使用信托资金时，应向华融信托提交资金使用申请书，经审核同意后，由浦发银行宁波余姚支行完成划款。
后由于赛日新在浦发银行贷款到期，浦发银行向法院申请冻结浙江赛日新94xxx17账户中1680万元资金，当地法院于2014年7月1日作出执行裁定书，并扣划94xxx17账户中的银行存款1665万元。
对于上述裁定，华融信托提出异议，认为信托资金虽已进入监管账户，但赛日新尚未按照信托贷款合同申请使用资金，该监管账户内的资金从性质上说仍是信托财产，法院划扣监管账户内的信托资金不合规定。“浦发银行宁波余姚支行公司委托的监管银行，滥用监管银行的地位和信息优势，违反三方协议约定，监守自盗，将委托监管的信托资金用于归还企业贷款，缺乏法律依据。”华融信托称。
因此，华融信托要求法院撤销这一执行裁定书，并将已经扣划至法院的1665万元返还至上述监管账户。
法院审查后的结论是，94xxx17的账号存款人确为赛日新，而非华融信托。法院通过查询资金流向后发现，华融信托曾将1亿元资金分两次打入赛日新账户，赛日新再将这1亿元资金陆续汇入宁波维远，而后宁波维远又将1亿元打入94xxx17账户中。
法院据此认定，最终赛日新账户中的款项仍然系华融信托的信托资金于法无据。
四、银行依据《监管协议》对《信托贷款合同》项下账户监管不是保证责任。
案件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184号民事判决，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浙江好当家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哲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与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的一般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裁判要旨：“保证监督支付专款专用”并非担保法所规定的担保形
式，而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而形成的一种合同义务，违反该义务产生的赔偿责任也是基于合同法产生的 责任，与保证人根据保证合同约定，在被保证人不履行债务时产生的一般保证责任和连带保证责任，是完全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的担保方式只有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五种，《担保法解释》也没有扩张解释担保方式的范围。
案情：2012年4月23日，信托公司（甲方）与好当家公司（乙方）、工行余姚支行（丙方）、哲豪公司（丁方）及宝洁公司（戊方）签订了SCXT2012（JXD）字第12号-12《监管协议》，其中约定甲方将向乙方发放信托贷款，甲、乙、丁、戊方共同委托丙方作为本信托贷款资金的安心账户托管人。该《监管协议》第三条第七款约定：“丙方应监督乙方的资金使用和资金归集情况，如乙方未按本条第二款使用资金或未按本条第六款进行资金归集的，丙方应于3个工作日内通知甲方”；第三条第十一款约定：“丙方托管义务：丙方确保托管账户（安心账户）内资金划拨至预算表指定的收款人，如无甲方的书面同意，丙方有权利义务拒绝资金划拨至其他收款人的结算要求。资金划拨至指定收款人后，由丙方负责收集和保存相应结算凭证（复印件）”；第三条第十三款约定：“丙方按照本合同第三条及预算表约定的内容和方式，完成对乙方的资金使用监督，即视为丙方的托管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第六条约定：“丙方 处理：1.由于丙方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第三条第十一点托管义务，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丙方应当向甲方赔偿相应损失；2.甲方发现丙方未按约定履行托管义务的，可以据实向中国银监会报告”；第十条约定：“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本协议引起的争议纠纷，当事各方可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其中的“保证监督支付专款专用”并非担保法所规定的担保形式，而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而形成的一种合同义务，违反该义务产生的赔偿责任也是基于合同法产生的 责任，与保证人根据保证合同约定，在被保证人不履行债务时产生的一般保证责任和连带保证责任，是完全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的担保方式只有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五种，《担保法解释》也没有扩张解释担保方式的范围，因此，一审裁定认定《监管协议》是“一种特殊的保证形式”，视为“《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保证合同”，并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来确定案件管辖权，抹杀了保证责任和监管责任之间的差别，没有事实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五、资产收益权信托合同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后，陕西高院回避效力审查。
案件来源：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陕民二初字第00018
号民事判决，《长安国际信托股份公司与济南清大华创置业公司营业信托纠纷》。
裁判要旨：特定资产收益权信托合同被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后，当事人对公证债权文书所确定权利义务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六、信托受益权转让不以信息披露为生效必要条件。
案件来源：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般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信托纠纷案。
裁判要旨：易融公司与般诺公司间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属信托法律关系，我国《信托法》及相关法律规范没有规定信息披露是变更信托受益人的生效要件，故信息披露不是易融公司与般诺公司间受益权转让协议生效和受益权转让完成的要件，受益权转让协议没有进行信息披露的事实不影响受益权已经有效转让的法律效力。易融公司认为受益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须经公告方能生效的观点，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案情：原告：上海般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般诺公司”）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
被告：上海易融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融公司”）
2004年4月22日，被告易融公司作为委托人，原告中融信托作为受托人，双方共同签署一份《资金信托合同》，约定：易融公司将1.03亿元资金信托给中融信托，由中融信托以其自身名义受让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南豫联”）持有的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孚实业”）法人股2,500万股，占中孚实业总股本的14.21%的股权。信托资金的金额为1.03亿元，信托期限为3年，信托受益人为易融公司。
嗣后，中融信托依约受让中孚实业股份，相应股权登记过户至中融信托名下。中孚实业作出《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对中融信托受让河南豫联股份事宜进行了披露，并载明中融信托本次受让中孚实业股份系其接受易融公司委托所进行的信托行为，信托期限为三年，易融公司为本信托的唯一受益人，信托关系终止后，中融信托将中孚实业股权及相关权益转交给易融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2005年4月13日，易融公司作为转让方，般诺公司作为受让方，共同签订一份《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约定易融公司将其在《资金信托合同》项下的受益权及其作为受益人的权利和义务全部、不可撤销地转让给般诺公司；转让价格确定为1.03亿元；本协议在转让方和受让方签章且受托人中融信托对转让予以盖章确认后生效。易融公司与般诺公司签署了协议，且中融信托对协议盖章确认。
2005年4月26日，中融信托出具《受益权转让确认函》，确认其已在《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上盖章，并办理相关受益权转让的登记手续。后般诺公司以信托受益人身份履行了相关权利。
2007年4月26日，易融公司与般诺公司共同向中融信托提交《提前终止申请书》，申请终止《资金信托合同》、《受益权转让协议》，请中融信托依照约定履行终止义务。同日，中融信托、般诺公司及易融公司共同签署一份《股权投资资金信托终止协议》，约定三方一致同意提前终止《资金信托合同》、《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中融信托出具《中孚实业（600595）股权投资信托清算报告》，载明委托人为易融公司，受托人为中融信托，受益人为般诺公司，报告期为2004年7月28日至2007年4月26日，信托财产期初额为10,300万元，受让河南豫联持有的“中孚实业”法人股3,250万股，本信托于2007年4月27日提前终止。现将信托财产向受益人进行分配，扣除发生的信托费用，分配现金257,017,047.87元，分配“中孚实业”股权16,314,575股。
2007年4月27日，般诺公司作为委托人和受益人，中融信托作为受托人，双方共同签署一份《中孚实业（600595）股权信托合同》，约定般诺公司将其拥有的中孚实业股权信托给中融信托，以获取较高的投资收益。信托财产包括般诺公司因信托而取得的中孚实业16,314,575股股权等，信托期限为18个月，自2007年4月27日至2008年10月27日止。
当事人因信托财产权属发生争议，两原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判令：1、确认《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有效；2、确认原告般诺公司已自2005年4月27日起依《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取得信托受益权。
【审判】法院认为，易融公司与般诺公司间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般诺公司已自2005年4月27日起取得信托财产的受益权，三方当事人于2007年4月26日协议终止信托关系时，中融信托按信托合同约定将信托财产向受益人般诺公司进行了分配，其中分配“中孚实业”股权16,314,575股。上述信托财产依法应属般诺公司所有。两原告诉请要求确认般诺公司已自2005年4月27日起取得信托财产受益权，并说明在此基础之上本案信托关系终止时，全部信托财产理应归属分配给受益人般诺公司，故中孚实业16,314,575股股权之全部权益，亦应由般诺公司完全享有。该诉请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七、信托公司在银行设立的非信托专户中的资金不是信托财产。
案件来源：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执异字第
00105号执行裁定书，《中诚信托有限公司与北京中创科技大厦有限公司执行异议案》。
裁判要旨：受托人（中诚信托）依据《资金信托合同》的约定将理财贰号单一资金信托项下部分信托资金在招行东四环支行进行定期存款投资，属于对信托资金管理运用的一种方式，该资金仍是信托资金。
法院认为：根据中诚信托公司与中国人寿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该信托计划的信托专户为建设银行北京安华支行，而本院冻结的账户为中诚信托公司在招行东四环支行的存款，招行东四环支行账户并非信托专户，故中诚信托的执行异议不予支持。
八、信托公司与信达资产公司以不良债权设立的信托合同无效。
案件来源：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建设银行某分行与信达资
产管理公司信托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依据信托法第十一条第(四)项“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的规定，也应属于无效情形。因此在本案诉讼中，信托公司并不直接享有其所主张的债权，依法也不具有以自己的名义通过诉讼方式追讨上述债权的权能。因此，信托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信托公司提出本案之诉，没有法律依据。
案情： 2004年6月28日，建行与信达资产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建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信达资产，并向实业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2004年11月29日，信达资产又与东方资产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信达资产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东方资产，也向实业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2006年6月2日，东方资产与信托公司签订了财产信托合同，约定东方资产将上述债权信托给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进行管理、运用及处分。东方资产于2006年6月2日在《金融时报》上发布公告，就上述债权设立信托事宜履行了通知义务并进行了催收。信托公司于2008年5月再次以公证及公告的方式向实业公司催收债权，但实业公司依然没有履行还款义务。为此，信托公司一纸诉状将实业公司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实业公司清偿信托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450万元及截至2008年6月20日的利息342万余元及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信托公司对上述债权有权以实业公司所提供的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诉讼费用由实业公司承担。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信托公司依法不具有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法院裁定驳回原告信托公司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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