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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评级当地最大ZF平台融资主体
当地最大ZF城投平台担保
确权应收账款质押并确权
台儿庄区政府单独为本次融资出相关批复文件
【总规模】：不超过5000万；期限12个月 。
【收益】：10及以上8.5%；
【付息】：每年3.10/6.10/9.10/12.10为固定付息日，到期后兑付本金及剩余预期收益
【融资方】： 枣庄市XX庄区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台儿庄财政局100%控股的政府平台，评级AA，注册资本4.9亿元，总资产超200亿元，为当地最大政府平台，主体信用极强。
【AA担保方】：枣庄市XX庄区城镇投资有限公司，由台儿庄国资委100%控为 当地核心纯政府平台，担保能力极强。
【资金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地方介绍】：枣庄是山东省地级市（台儿庄区为枣庄核心区），位于山东省的最南部，地处鲁苏交界，和江苏省徐州市仅有30分钟车程距离，国务院批复确定的山东省重要的现代煤化工、能源、建材和机械制造基地，新兴科技创新基地，鲁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GDP）1951.6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58.9亿元，增长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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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传伟：央行数字货币时代的特别提款权创新】
2021年3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宣布，计划新增6500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DR），以满足全球对储备资产的长期需求，帮助全球经济从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冲击中恢复。此项计划将于今年6月前提交给IMF执董会，执董会同意后，将再提交给IMF理事会，获得85%以上投票支持即可通过。如获通过，这将是IMF历史上第4次也是最大一次的SDR分配，将使SDR累计分配额从2041 SDR增至6628 SDR，约9390亿美元 （图1，使用2021年4月1日汇率1 SDR=1.416620美元，下同。）
图1：历次SDR分配（单位：亿SDR）
一、背景说明
历史上，关于如何改进SDR创设和分配机制，以及拓宽SDR使用范围，有很多讨论。2009年3月23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引起了国内外普遍关注。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货币篮子。截至2021年4月1日，SDR货币篮子中美元、欧元、人民币、英镑和日元的权重分别为41.1%、32.0%、10.9%、8.4%和7.6%。2022年中前，IMF将对SDR进行一次例行审查（通常每5年一次）。
过去5年，国际货币体系最大变化之一是央行数字货币的兴起。英格兰银行2016年就发表了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工作论文。2020年4月起，数字人民币已在国内多个城市开展试点，明年初将拓展到冬奥会场景。美联储波士顿分行正在与MIT合作研究数字美元，美联储主席Jay Powell 2021年2月23日在参议院作证时称其为美联储的“高度优先”项目。2020年10月，欧洲央行发布首份数字欧元报告。2021年4月5日，日本银行宣布在接下来的一年将进行央行数字货币第一阶段的概念验证。
一些学者已注意到央行数字货币与SDR创新之间的关系。2019年5月，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Tobias Adrian在IMF-瑞士央行会议上提出eSDR（电子SDR）或dSDR（数字SDR）。2019年12月，担任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的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第二届“亚欧合作对话”上表示，目前全球确实面临机会推进类似eSDR（电子特别提款权）和SHC（合成霸权货币）这样的全球性数字货币, 但这需要一个类似全球央行的机构。但他们都没有深入阐述相关概念。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后，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家启动无限量化宽松和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周小川2009年指出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越显突出。随着新一轮SDR分配，SDR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将有所提升。在这些背景下，SDR更需创新，而近两年数字货币领域的一些研究和实践有助于更好研究这个问题。第一，2019年以来，Libra项目（现已更名为Diem）对一篮子货币稳定币的探索，加深了对超主权数字货币的设计与应用的认识。第二，2020年3月，在国际清算银行（BIS）香港创新中心的支持下，香港金管局、泰国央行、阿联酋央行及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宣布联合发起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研究项目（Multi-CBDC Bridge），除了改进跨境支付以外，也将促进多国央行数字货币之间的互联互通。
二、周小川2009年SDR改革建议
SDR是IMF于1969年创设的一种补充性国际储备资产，与黄金、外汇等一起构成国际储备，以支持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SDR推出的背景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特里芬两难”——美国通过经常账户逆差输出美元作为国际清偿工具，但美国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会动摇国际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
SDR既不是一种货币，也不构成对IMF的索取权，而是对一组可自由使用货币（目前包括美元、欧元、人民币、英镑和日元）的潜在索取权。SDR只能由IMF、成员国和一些指定机构持有，不能由私人部门机构或个人持有。SDR被IMF和国际清算银行、非洲开放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伊斯兰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作为记账单位。SDR主要用于IMF成员国与IMF及其他国际金融组织等官方机构之间的交易，包括使用SDR换取可自由使用货币、使用SDR向IMF还款、支付利息或缴纳份额增资等。
目前，SDR的持有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用SDR换取可自由使用货币。一是通过IMF成员国之间的自愿交换安排（Voluntary Trading Arrangements）。二是在自愿交换安排不成功的情况下，IMF指定对外头寸充裕的成员国以可自由使用货币从对外头寸不足的成员国购买SDR。
SDR的价值主要来自IMF成员国对SDR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承诺。IMF每天计算和发布SDR汇率，等于伦敦市场每日中午12点篮子货币对美元的市场汇率与篮子货币的数量相乘之和。IMF每周五计算和发布SDR利率，等于篮子货币的货币市场三个月期债务工具代表性利率的加权平均。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主要货币转向浮动汇率制度，减少了对SDR作为全球储备资产的依赖。另一方面，SDR总量增长完全由协商决定，决策周期长，不能跟上全球对储备资产的需求。因此，SDR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呈下降趋势，SDR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周小川2009年《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对SDR改革提出了以下重要观点：
第一，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弊端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理论上“特里芬两难”仍然存在，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稳定。二是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注：这一弊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后更为突出）。三是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总的效果是，经济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又为发行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所害。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代价（比如担心储备货币贬值），发行国也担心使用国信心减弱对本国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第二，国际储备货币应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与潜力，应该拓宽SDR的使用范围，以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具体措施如下。一是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二是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三是积极推动创立SDR计值的资产（注：世界银行于2016年发行SDR计价债券）。四是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注：人民币于2016年纳入SDR货币篮子）。五是SDR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撑的方式转变，可以考虑吸收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以作为其发行准备。
第三，IMF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不仅比各国的分散使用、各自为战更能有效发挥储备资产威慑投机、稳定市场的作用，也将推动SDR作为储备货币发挥更大作用。IMF可以以市场化模式设立开放式基金， 面向会员国发行以SDR 计值的基金单位，会员国可以用现有储备货币自由认购， 需要时再赎回所需的储备货币。这甚至可以作为增加SDR发行、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的基础。
考虑到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量化宽松和超常规货币政策尚未退出的情况下，又因新冠疫情大流行启动无限量化宽松和超大规模财政刺激，周小川行长上述改革建议在当下无疑更具意义，而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为实施这些改革意见提供了新的制度和技术工具。
三、基于央行数字货币的SDR创新
SDR创新体现在支付与清结算基础设施、价值内涵、发行和赎回制度（一级市场）、交易机制（二级市场）以及SDR计价资产等方面，但最重要的是支付与清结算基础设施，因为这是拓宽SDR使用范围的基础。
（一）支付与清结算基础设施
目前，IMF管理的账户系统记录SDR持有和流通情况。要将SDR的持有范围从IMF、成员国货币当局和一些指定机构拓展到成员国的商业银行和工商业企业，一种方法是允许成员国的商业银行和工商业企业接入SDR账户系统，另一种方法是使用分布式账本（DLT），本文倾向于第二种方法。首先，分布式账本的开放性更好，有助于成员国的商业银行和工商业企业持有和使用SDR。其次，分布式账本更能支持SDR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的应用。最后，分布式账本更能支持央行数字货币。
在分布式账本下，SDR采取分层运营框架（图2）。第一层是IMF，第二层是成员国货币当局和一些指定机构，第三层是成员国商业银行，第四层是成员国工商业企业。本文不考虑个人持有SDR的情况，也就是SDR不进入零售支付环节。从成员国角度看，“IMF-货币当局-商业银行-工商业企业”的每一层都是“批发-零售”关系。成员国货币当局除了用SDR与IMF直接交易以外，相互之间也可以用SDR直接交易。成员国商业银行和工商业银行之间可以用SDR直接交易，并且不一定限于同一国家内，但不能和其他国家的货币当局或IMF直接交易。这些限制可以用分布式账本中的智能合约来实施。
图2：SDR的分层运营框架
表1显示了不同的SDR使用场景在分层运营框架中对应的位置：
表1：SDR使用场景
（二）价值内涵
SDR是对一组可自由使用货币的索取权。成员国货币当局可以依据SDR货币篮子构成，用持有的SDR向IMF赎回一组可自由使用货币。IMF应对SDR赎回的能力来自两个方面：
1.SDR发行储备；
2.各成分货币对应的货币当局的流动性支持。
在这个安排下，SDR将不再是人为计算币值，而是有实际资产支撑。因为各成员国货币当局不一定在同一时间向IMF赎回SDR，并且它们若需要可自由使用货币，还可以通过自愿交换安排，所以SDR发行可以基于部分储备。这体现大数定理的作用。
各成分货币对应的货币当局作为“最后的流动性提供者”（Liquidity Provider of Last Resort），将在SDR体系稳定中发挥重要，确保不会发生针对SDR的挤兑。
（三）发行和赎回机制
SDR基于部分储备发行，发行储备有以下两方面来源：
1.各成分货币对应的货币当局的初始注资；
2.成员国货币用一组可自由使用货币向IMF认购SDR，IMF新增SDR发行并将认购资金注入发行储备。
SDR在分布式账本上发行和流通。这个分布式账本就是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中的“走廊网络”。对每个成分货币，相应货币当局的央行数字货币系统（如果没有央行数字货币，就用实时全额支付系统RTGS）接入“走廊网络”，“走廊网络”上有该货币的存托凭证。货币当局负责在本国央行数字货币和“走廊网络”上存托凭证之间的1：1双向兑换。
SDR依据货币篮子构成，由“走廊网络”上智能合约与存托凭证组合而成（图3，存托凭证用DR标识）：
图3：“走廊网络”上合成SDR
SDR有两种发行方式。第一，由IMF理事会和执董会协商决定SDR增发时间和数量。这将伴随着SDR发行储备比率的调整。换言之，SDR发行遵循“可调整的部分储备”（Adjustable Fractional Reserve）。从历史情况看，由IMF理事会和执董会协商决定的SDR增发不会很频繁，但每次的数量可能较大。增发的SDR可以按份额比例分配给成员国货币当局（即现行的普遍分配机制），也可以考虑预留一定比例给IMF集中使用，或者适当降低对关键货币国家的分配比例。
第二种是市场化发行，由成员国货币当局用一组可自由使用货币向IMF认购新发生SDR。市场化发行的时间和数量由成员国货币当局根据自身需求决定，可以非常灵活，并且伴随着成员国货币当局对相应的SDR篮子货币份额的计提。这会直接拉动对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需求，特别是在将GDP作为SDR货币篮子的权重考虑因素之一的情况下。作为对比，现行的SDR普通分配机制对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的直接拉动作用并不高。最后，市场化发行将使IMF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
需要说明的是，有学者提出让SDR在数量上具备信用货币的内生性扩张或收缩机制，这意味着SDR具有“贷款伴随着存款货币创造”的特点。因为这个方案会给予IMF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本文持保留意见。SDR发行，一方面要满足成员国货币当局对储备资产的需求，另一方面要遵循完善的治理规则，核心是成员国货币当局与IMF之间的制衡。
成员国货币当局用持有的SDR向IMF赎回时，获得一组可自由使用货币在“走廊网络”上的存托凭证。它们可以通过下文将介绍的交易机制调整存托凭证头寸（比如卖出EUR-DR，买入CNY-DR），再通过相应货币当局获得想要的可自由使用货币。IMF在应对SDR赎回时，先使用SDR发行储备，若有不足则使用各成分货币对应的货币当局的流动性支持。
在这个新的发行和赎回机制下，IMF每天可以继续计算和发布SDR汇率。这个汇率主要起参考作用（称为“参考汇率”），SDR汇率将由市场决定（称为“市场汇率”），但在套利活动驱使下，市场汇率将向参考汇率收敛，其逻辑如下。如果市场汇率超过参考汇率，成员国货币当局将用一组可自由使用货币向IMF认购新发行的SDR。这一策略的成本与参考汇率挂钩，收入与市场汇率挂钩，从而获取超额收益。但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SDR供给增加将驱动市场汇率下跌。反之，如果参考汇率超过市场汇率，成员国货币当局将用SDR向IMF赎回一组可自由使用的货币。这一策略的成本与市场汇率挂钩，而收入与参考汇率挂钩，也能获取超额收益。但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SDR供给减少将驱动市场汇率上升。总的效果是，SDR市场汇率将围绕参考汇率上下波动，仍将体现出较低的波动性，从而缓解因使用主权信用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及相关风险，特别对全世界初级产品。
（四）交易机制
SDR与各成分货币（实为存托凭证）之间的交易发生在“走廊网络”上，并可以通过智能合约支持同步交收（Payment vs Payment），交易效率非常高。与SDR分层运营框架相对应，交易机制也是分层的：
1.成员国货币当局与IMF之间就一组可自由使用货币与SDR交易。这对应着SDR的市场化发行和赎回，会使SDR市场汇率向参考汇率收敛。
2.成员国货币当局之间就各成分货币与SDR交易。这将帮助成员国货币当局调整货币头寸，同时形成SDR对各成分货币的汇率。
3.在每个成员国内，货币当局与商业银行，以及商业银行与工商业企业之间就本国货币与SDR交易。这对应着成员国内部的SDR分发机制。
总的效果是，基于“走廊网络”将形成一个围绕SDR与各成分货币的活跃外汇市场。
（五）SDR计价资产
随着SDR使用范围的拓宽，各成员国货币当局、商业银行和工商业企业等持有的SDR数量与对SDR的需求之间将经常出现不匹配情况，从而它们需要不断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调配SDR资源，这是SDR计价资产出现的内在动力。这也说明，之所以目前SDR计价资产发展不快，核心原因是SDR使用范围不广，通过市场调配SDR资源的需求不旺。
从长期看，市场将发展出能反映SDR供需情况的收益率曲线。SDR自身不付息，但SDR计价的债券和贷款会付息，SDR利率将由市场而非人为计算决定。而目前的SDR利率主要属于自我融资性质——先对SDR分配收费，然后用获得的收费支付持有SDR的利息。（作者系万向区块链首席经济学家）
湖北有几个机场在哪里，湖北机场分别所在城市叫什么
湖北有几个机场在哪里?所统计的截至时间为2019年，具体以实际为准，本次列举7个机场，其中一个已经停运。
湖北省拥有的恩施(许家坪)、武汉(天河)、襄阳(刘集)、宜昌(三峡)、荆州(沙市)、十堰(武当山)和神农架机场七座民用机场。
1.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成立于1990年，1995年开放，位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
是华中最大的飞机维修基地、唯一的综合枢纽机场、国家一级民用机场。
中国八大区域枢纽机场之一，对外开放的一级机场和国际备用机场。2015年5月，机场成为72小时免签证过境政策的空港。它有两条跑道，分别长3400米和3600米;有153座，仓库2万平方米;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3500万人次，货物和邮件吞吐量44万吨，飞机起降40.4万架次的需求;其中已开通170条国内和国际航线以及53条国际(区域)航线。
2.宜昌三峡机场，位于中国湖北省宜昌，于1996年12月28日开放。
该机场是三峡项目的重要配套设施项目，是辐射“三峡City
Group”和鄂西，湘西、渝东部地区的重要区域性机场，已成为湖北省除武汉，最大的航空辅助配送中心，也使宜昌成为中南六省唯一经中国邮政特别批准在市州设立航空辅助配送中心的城市，2016年，
宜昌三峡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153.57万人次，比上年增长23.4%，货物和邮件吞吐量3.8万吨，增长5.5%，起降飞机4.1万架，比上年下降0.8%。
3.荆州沙市机场
1992年扩建并投入使用。现为国家二级机场，跑道长度1800米，可供波音737飞机昼夜起降。开通了上海，深圳，北京，广州，厦门等15条航线。2002年停飞，改为湖北省航空运动学校。
4.襄阳机场，1989年12月通车的，位于湖北省襄阳市，建于1989年。它位于湖北省襄阳市东北部，距市区18公里。由当地政府修建，历时3000多万日历年，成为中国第一个由当地政府新建的民用机场，2013年，襄阳机场旅客吞吐量在全国80强中排名第77位。目前，襄阳机场飞行区为4D级，跑道总长度2400米，停机坪面积2.5万平方米，4个停车位;航站楼占地3800平方米。2017年，T2航站楼设计、改造、扩建后，年旅客吞吐量220万人次，货物和邮件量1.5万吨，航班起降量2万架次，具备国际航线能力。
5.恩施许家坪机场，建于1986年，新机场建于1993年11月。它位于湖北省恩施， 机场是3C，有一条机场跑道。
机场由中南民航机场设计院设计，核工业第二十二工程公司承担现场工程。机场海拔495米，距市区4.5公里。机场拥有二级雷达显示系统、VOR/DME导航系统、ILS/DME仪表着陆系统，并配备南北近站、自动传输系统等配套通信设备;天气预报配备了718数字天气雷达、自动观测系统等先进设备。同时还配备了全套美国进口助航灯，现有固定资产2亿元。
6.十堰武当山机场(在建)，位于湖北省， 十堰武当山机场之间，是一个区域性机场，以国内旅游为主，兼顾通用航空服务。
2013年开工建设，2015年12月21日试飞成功，2016年2月5日正式投入使用。武当山机场紧随武汉天河机场、宜昌三峡机场、恩施许家坪机场之后，是继刘集Airport和襄阳中的神农架Airport之后在湖北省修建的又一座民用机场，该站点西距十堰市区15公里，距著名的道教圣地武当山约25公里毗邻南水北调中线水源、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丹江口水库，距武汉，西安，郑州、重庆约500公里，飞行半径在1小时以内。
7.神农架机场，是湖北省神农架林区的民用机场，位于红坪镇，海拔2580米。
神农架机场于2014年4月28日通过了验证试飞，其首飞是东航神农架红坪机场的上海-武汉-神农架航线，建在海拔2580米的山顶上，是华中最高的机场，也是湖北省的第五个民用机场。该机场设计每年起降超过2900次，运送25万名乘客，处理1130吨货物和邮件。据东航武汉公司介绍，被称为“高原之鹰”的空客A319飞机首次飞行时使用，共有122个座位。
湖北有几个机场，上述列举的机场，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是比较多的，可想而知，湖北的交通有多发达，湖北武汉，作为省会城市，九省通衢，交通要塞之地，发展的速度可想而知。
标签： 台儿庄财金2023债权2号
